作为越南人民军队的杰出军事指挥家，黎仲迅大将曾担任从战术、战役到战略各个级别的指挥员，参与指挥了抗法抗美以及西南边境保卫战争中的几乎所有战略决战战役。黎仲迅大将对越南民族独特、富有创造性的军事艺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战胜20世纪最强大的侵略帝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黎仲迅大将与武元甲大将和各位干部一同交换工作（资料图）

前越共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前第七届国会代表、越南人民军前总参谋长、国防部前副部长黎仲迅大将深入学习并贯彻胡志明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党关于越南人民战争艺术的观点，即依靠人民的爱国之心，发挥民族大团结的力量，动员全民族的力量和智慧，组织全民抗战，以三军武装力量为骨干。

越南军事艺术的特征在于不仅指导军事行动，而且还指导武装群众的抗敌行动；将军事、政治、兵运、外交等方面的斗争相结合；结合消灭敌人与夺取当家作主全；采取三军作战；结合分散作战与集中作战，以不同的规模进行打敌；通过消灭、消耗敌人，逐步取得胜利，最终击败敌人的侵略意志，取得全面胜利。

越南人民战争从游击战发展而来，逐步发展成为地方部队、主力部队,从而组成三军武装力量；

从游击、以步兵为主的作战，发展到各主力兵种协同作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越南人民军首次进行兵种协同作战方式。尽管当时我军还未装备坦克、飞机，炮兵、高射炮又有限，然而，然而，我军已经创造性地采取了兵种协同作战方式，取得了首战告捷的胜利。

时任312大团大团长的黎仲迅大将，被委以重任，负责战役的首战，攻击敌方在坚固公事防御的山区据点群——馨岚防御群。为了取得胜利，黎仲迅大团长所确定的战术为：掌握敌情，火力准备强，迅速突破障碍物系统，向敌人的纵深防御发起快速孟强的进攻，打败进行反击的敌人。

在越南战场上，我军首次成功压制了敌人的炮兵并使其瘫痪，敌方飞机不得不飞到3000米高空以躲避我军的防空火力；因此，敌方空军效果甚微。经过5小时30分钟的激战（1954年3月13日17点到22点30分），我们控制了整个战场。这同时也是我军首次成功运用兵种协同作战方式，为越南在抗法战争中的军事艺术开创了新的篇章。1984年，苏联国防部《军事思想》杂志值冬春战役和奠边府战役胜利30周年之际发表了《1953-1954年冬春战役和奠边府战役——越南军事艺术的创造性发展》一文。其中，黎仲迅同志写道：“为了推动战役的发展，一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战术问题已经被提出，具体为越南人民军队刚设立的一些陆军兵种之间的协同作战（即步兵、炮兵、防空兵、工程兵）。这些力量将进攻消灭在山地丛林战场、大据点群中的敌人并击退敌人的反击，从而实现对敌空域的包围封锁，并守住已占领地区。这是首次越南人民军队在战役规模上成功解决这一问题。奠边府战役大捷开创了我军兵种协同作战的新局面，体现出协同进攻、消灭法国坚固的防御据点集团这一战法的科学性、正确性和创造性。连敌方也不得不承认：“攻克馨岚，你们就能攻克奠边府的任何地方。”，奠边府据点集团指挥将军德·卡斯特里在被俘后供认：“我们非常钦佩在奠边府打首战、也是在最后日子俘虏我们的部队单位。”

进入抗美救国战争时期，1964年，黎仲迅同志被中央派往南方作战，担任南方解放军副司令、军委委员。这一时期，南方革命困难重重，美帝国先后推行“特种战争”（1961年至1965年年中）和“局部战争”（1965年年中至1968年年底）两大战略，大规模向越南南方战场派遣远征军。黎仲迅同志为建设强大的主力师级部队作出了巨大贡献，打造了一支支“钢铁拳头”部队，以应对装备精良、技术先进、机动性强的美军。他强调，要运用抗法战争中积累的兵种协同作战经验，并将其提升到更高水平；同时，必须拥有强大的主力部队，进行大规模歼灭战，才能战胜美军。最初，我方主力军采取小规模作战，成功打击敌人的直升机运”，“铁车运”等战术，歼灭了敌人的一些作战团，从而扭转了战略局面，迫使美帝国改变其战略，从“特种战争”转向“局部战争”。

此外，黎仲迅同志还强调，我方主力军必须进行大规模兵种协同作战，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并提出要将陆军兵种协同作战发展到战略规模上的军兵种协同作战。1971年老挝南部九号公路反击战役标志着我方军兵种协同作战水平的飞跃，多个步兵师、远程地面炮兵团、高射炮兵团、导弹部队和坦克部队等紧密协同作战。这是我军首次全歼敌人的旅、团级部队。到抗美救国战争后期，我军组建了合成兵种军团，成为1975年春季总进攻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核心力量，标志着我军军兵种协同作战水平的长足进步。

在战役、战略作战指导上，黎仲迅大将始终重视并将作战筹备、掌握敌情、运用兵种协同作战为等核心；灵活运用大小规模作战并把其相结合，组织包围、分割、穿插、迅速歼灭敌人等战术；创造性地发挥战术形式、战斗方法；密切结合主力兵团作战和地方人民战争，抓住战机组织战役、战略行动。在奠边府战役，为了确保“稳打稳进”的方针，“我方要对各项工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逐步建立起稳固的进攻阵地，对敌方防御集团实施包围分割；采取接连进攻的战术，集中兵力与车辆，确保串联摧毁敌方各个抵抗中心、据点群，同时切断敌人的补给线，最终全歼敌军。”

作为1972年治天战役的司令，黎仲迅同志高度重视创造优势，其包括力量、阵势与战法。在总结战役经验时，他勇于指出战役中的不足并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治天战役中存在的一个重大教训，那就是未能及时从进攻转入临时防御，原因在于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军与敌军力量对比的变化。战场司令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但战略指挥员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由此，他得出结论：“作战方式和作战形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大规模战役中，仅靠一种作战方式是无法取得胜利的。进攻和反击固然重要，但防御也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防御，就无法创造反击和进攻的条件。因此，进攻战役、反击战役和防御战役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可以同时出现在一场战役中，也可以构成三种形式相结合的战役。因此，战略指挥时不能一成不变，战役指挥也应如此。在进攻过程中，如果条件不允许，就应该及时转入临时防御，以创造继续进攻的条件。反之，如果在防御中创造有利的势与力，就可以迅速转入进攻。” 黎仲迅大将的军事艺术思想至今在捍卫祖国战争中的战略作战与战役艺术仍保持其原有价值。

关于战略划策方面，在奠边府战役中，黎仲迅大团长研究敌方在战场上的实地情况之后，已经干脆向武元甲大将汇报其担忧与可能遇到的困难：“我们要连续突破三道防线才能进入敌方的阵地。” 这番话鼓励武元甲大将调整作战方针的决心，从“快打快胜”转为“稳打稳进”。这充分体现了黎仲迅大将在我军首次对印度支那地区最为坚固的防御据点集团发起进攻时的独具只眼的军事艺术思维。

1973年，中央政治局委托中央军委、国防部制定两年实现南方解放的战略计划, 黎仲迅大将担任总参谋部中央组组长，负责制定这项战略计划。在中央政治局与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战略计划经过八次精细的修改完善，最终在1974年12月8日至1975年1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得以正式通过。黎仲迅大将为制定这一战略计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实际战斗中，我们仅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解放南方的任务，这充分体现了全党全军全民的共同努力、发奋图强，也彰显了越南人民军卓越的军事艺术。

在1975年春季总进攻中，黎仲迅同志（当时军衔中将，时任副总参谋长）担任顺化-岘港战役司令。他主动跟总参谋部、第5军区党委和司令部、第2军区党委和司令部商量并提出建议，请求中央军委成立包括东南在内的东线兵团，为胡志明历史性战役进行筹备工作。胡志明战役的实践证明，黎仲迅中将的建议是完全正确。同时黎仲迅中将还被任命为胡志明战役副司令，直接指挥东线兵团，深入敌方阵地后攻占独立宫，俘虏了整个西贡政府内阁，迫使他们无条件投降。他的行动与其他战略方向的进攻相配合，为胡志明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黎仲迅大将对越南军事艺术的突出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准确地确定了主力部队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了军兵种协同作战在战斗、战役和战略决战战役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兵种协同作战程度越高，越能取得胜利。第二，要对敌我形势作出正确的评估。作战前必须做好准备，以确保胜利。这已经成为作战中的原则，正如胡志明主席关于指挥员必须具备“智”的教导，即指挥员必须能够“明察秋毫，正确判断敌情”。第三，主力兵团的战斗质量必须紧密结合政治思想、组织建设等各方面因素。具体来说，要建立合理、完善的组织结构，以适应新型作战方式的要求。而新型作战方式又由军事战略和技术装备决定。第四，明确进攻、反击和防御作战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阐述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进攻和反击作战是主要的作战形式，而防御作战扮演着极为重要、却不可少的角色。第五，要创造性地运用战术、战役和战略的作战样式；在所有规模上将主力兵团作战与敌方人民战争紧密结合。同时将作战与政治、兵运、外交等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第六，指挥作战要果断、创新、深入细致，要密切协同，并确保各项工作全面、同步。

黎仲迅大将在两次抗法抗美战争中对越南军事艺术的巨大贡献，至今仍保持其原有的价值；并成为我们在今天建设和捍卫祖国的事业中运用和创新的扎实基础。

作者：国防学院前副院长阮玉青中将、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