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研究美、俄、中三国对外活动历史能看出，对外潜力建设工作都受到各国的重视并通过各种不同的内容、形式和规模去开展，但其都与军事和战争等活动息息相关，旨在实现政治和经济目标并根据各国的发展进程而逐步得到完善。

美国的对外政策

美国凭借大国、霸权思想和世界领导地位而开展了全球性的安全、军事和经济等战略，同许多国家进行交往， 因此该国特别关注对外活动和对外的潜力。美国认为：“一个国家的力量不仅取决于武装力量，而还取决于经济和技术资源；同时也取决于外交政策的灵活性、远见和决心”。为了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目标，美国的对外实践活动大致上都与军事和战争活动有关。美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其他方式进行外交”的例子并表示“战争不简单是打败敌人，而是为由他们建立和领导的战后世界秩序创造地缘政治基础”。

为了服务于外交和对外活动，美国着眼指导研究、制定、规划和实施与总统任期相关的国家外交、人民外交和军事学说等战略和计划。特别是冷战时期实施“遏制”苏联和东欧国家战略的杜鲁门学说和马歇尔计划；加强华盛顿在中东作用的艾森豪威尔以及打败“共产主义牌子”、加快“遏制”战略的多米诺骨牌和肯尼迪等学说。与此同时，美国实施了许多外交政策和手段，其中包括“美元”外交和“炮舰”外交，通过经济和军事实力来约束、调整与他国的关系并其进行威慑。灵活的调整对外战略和政策。在冷战期间，该国从“遏制”战略转向“超越遏制”战略，旨在建立“世界新秩序”，即美国领导的单极秩序；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与盟友分担责任，防止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潜在对手 。

为了实现既定的对外目标，美国着眼于建设和发展对外机构，负责总结和分析国际信息和形势，为政府提供有关对外政策的建议；建立和管理驻外大使馆和领事馆的运作，与各国外交使团进行联系；开展外国军事训练计划等。与此同时，美国注重培育、培养和建设从事外交工作的干部队伍，聚集和使用如乔治·马歇尔、威廉·克莱顿和乔治·凯南等优秀、灵活与敏锐的外交官，为国家的对外战略目标和任务提供建议、指导和执行。外交机构和干部是一支有效、骨干的力量，为历代美国总统制定、规划和实施对外政策出谋划策。此外，美国特别注重通过对盟国给予经济 、武器装备和军事设备等援助来确保对外事务的财力和物质，创造能够威胁、控制和低压对手的“软”实力，肯定其世界领导地位的作用。

俄罗斯的对外政策

在战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上，俄罗斯非常注重对外活动和对外潜力。俄罗斯外交机构较早成立，“彼得一世皇帝于1718年设立了各种主管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负责国家行政的特定部门，如外交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等”。这一时期，俄罗斯着力打造军事外交政策，发展火炮、工程和造船工业等领域，与丹麦、波兰签订军事同盟，与瑞典、土耳其开战并取得胜利。同时，该国还着力建设对外干部队伍，在别国设立大使馆，开展外交、军事和战争等活动，开辟通过土耳其部分领土通往波罗的海和黑海的道路。1723年，俄罗斯实现了通过黑海到达地中海的目标，向南扩展了许多领土，成为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即欧洲君主制的堡垒。

19世纪初，俄罗斯继续建设、发展和扩大对外机构和对外干部队伍；加强建立三皇同盟（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四强联盟（俄罗斯、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军事联盟。特别是沙皇直接起草和准备了建立神圣联盟条约的内容（其包括欧洲大部分皇帝）， 在国际关系中创造力量和地位。十月革命（1917 年）后，列宁明确指出“对外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但方式不同。外交是一面镜子，反映了各国的盛衰强弱，处于国家间利益、智慧和力量的互动中”。因此，他专注于规划共产主义国际关系和团结政策；促进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为对外活动投入人力和物力资源。

在冷战时期，苏联侧重于规划和灵活调整外交政策从与美国、英国联手反法西斯德国（1946年至1948年）转向致力于防控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遏制”战略。到了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之后，苏联对外政策在处理西方国家的敌对政策方面走向更加积极的反击。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总书记），苏联调整了对外政策，与美国和西方国家执行和谐与让步的政策，甚至以“优先人类福祉”、“消除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欧洲共同家庭”等观点来执行“无原则”的政策。与此同时，苏联向东欧盟国及第三世界国家以“无常援助”方式给予投资大量金融、物质、武器和军事设备，旨在扩大其在各地区的影响力，与美国创造了对抗力量和战略平衡，争夺世界第一的地位。然而，由于苏联对内与对外政策改革不当而导致在1991年就倒闭。目前，俄罗斯专注于建立对外潜力，着眼于建设对外机构; 培训、培养和发挥从事对外活动的干部队伍; 朝着独立和实用主义加强与独联体国家、欧洲和大国关系的方向进行对外政策和战略，追求成为世界强国的目标。

中国的外交政策

在外交历史中，中国各封建朝代在被蒙古打败后或相反着都要依靠“朝贡”体系才能防止战争再度发生，该国也经常以“远交近攻”的政策出兵“讨伐”、征服了其他小国，扩大了其领域并在与他国关系中维持了“天朝和上国”的上级地位。

自从中国共产党引导人民推翻了帝国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地位，使民主革命于 1949年取得胜利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国特别重视外交活动和对外潜力建设工作。其着眼于研究和规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和“一边倒”等三大外交政策，切断了旧政权的各种外交关系，在东西方对峙的背景下建立了支持由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新外交政策。在此期间，中国向正在处于朝鲜战争中的朝鲜以及包括越南在内等处于中南半岛战争中的国家投入大量人力资源（军事专家）和物资（武器、设备和金融）等援助。特别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根据改革开放的主张着眼于建立外交人员队伍，“参加各国政府之间的10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参与了24个联合国维和行动，投入高达上万人员”。目前，在遵守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基础上并通过开展全面外交的政策，中国的对外活动蓬勃发展，重视区域、军事以及为了人民等外交政策; 建立信任与和谐，促进世界多极化进程; “坚持和平、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支持发展中国家; 把“韬光养晦”方针调整为“和平崛起”战略，朝着建立“和谐世界”去发展; 重视“独立，自主”，实施“大国外交”政策，加强对他国的影响力，强力崛起，争夺世界超级大国地位。

研究大国的对外历史后能看出，大多数国家的对外潜力建设工作都与军事和战争活动息息相关，旨在实现政治和经济等目标并根据每个国家的发展进程逐步得到完善。尽管以不同的内容、方式和规模去进行，但每个国家都根据最高领导的思想着眼于规划、调整各种学说、政策、战略以及对外和军事对外等计划; 建立、发展和逐步完善有关对外活动的观点、原则、机制和法律制度; 制定和发挥领导人、外交机构和外交官的作用; 准备物资和财政; 向同盟提供经济援助; 动员军事联盟的力量等来加强对世界和地区的国家影响力，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

这是研究、开发和应用到建设中央三个对外渠道（党际外交、国家外交和民间外交）和国防对外等越南对外潜力的重要基础，为建国卫国事业做出贡献。（完）

作者：阮德福上校，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