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近期，利用民主问题煽动群众闹事以推翻政权的现象对国际政坛而言也毫不陌生。如今在越南，此问题也被各种敌对势力不择手段地利用以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多次见证和承受了诸多地区披着“为民主而斗争”外衣的人为风暴。早在二十一世纪初，塞尔维亚共和国2000年10月所谓“革命”事件发生之后，一系列“颜色革命”在原苏联国家纷纷爆发，如：2003年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等等。后来，在中东—北非地区又掀起了“阿拉伯之春”浪潮。首先是2010年12月在突尼斯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推翻了本·阿里总统23年连任执政的制度。这一浪潮很快就扩散到利比亚、埃及、约旦、也门、沙特阿拉伯、阿曼、苏丹、摩洛哥、伊拉克、叙利亚等国。

上述“民主” 革命都是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发生的，带有不同色彩，但其方式与后果却是一模一样的。几乎每一场“革命”的原因都起源于“民主”和“人权”，尔后煽动群众闹事，施压，最终推翻了当局政权。因各种“民主革命”而被推翻的政权目前已有许多先例。突尼斯“民主革命”爆发后很快就扩散到了埃及、利比亚等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被推翻（2011年2月11日）不久，2013年7月4日“革命民主”成果的新任民选总统穆尔西又被罢免。每次推翻政权的背后就是安全秩序失去、社会骚乱、政治动荡的恶劣后果。这些国家容易认得出的共同特点就是，民主革命效果还不到位时，可是政治动荡、社会骚乱、暴力行为、贫穷落后等现象逐步加剧。特别是当外部势力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主”问题进行武装干涉时，其后果就更加严重且漫长的。2013年6月19日联合国难民署已告知，全球难民人数已激增至4520万人（为20年来之最），其主要原因就是由冲突引起的；其中与阿富汗、索马里、伊拉克、苏丹、叙利亚等国紧张局势有关的难民占55%。埃及和一些其他国家人民连日来也因以“民主”为名街头暴乱而头破血流。

近期，很多人因不同缘故鼓吹“颜色革命”的爆发，以为这种革命就是民众自觉引起的。然而，实际上发生的态势变化又让我们看透了“革命”的反面。若是没有不良组织或个人因别有目的而推行的指导和煽动，群众自发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绝不会发生的。许多国际形势分析家都认为，“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背后的政治社会动荡都是由美国听起来耳熟的“自由之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国际共和研究所”、“国际事务国家民主研究所”等非政府组织的黑手导演、资助和串联的。就拿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来说，它成立于1983年，从此就参加选举、资助等政治活动，开展活动方式培训，为反对组织，其中有“越南更新革命党”（简称为“越新”）以及海外叛国的“民主”组织配备了新型科技工具，其目的旨在捣乱不置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民主轨道影响下的国家。通过近期“民主”事件，人们都能认清互联网与社交网被利用时极其危险的牵引作用，会传出一系列失实信息，煽动群众推动暴力颠覆国家政权。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认为，社交网就是助力于引发中东—北非地区社会动荡的力量，而互联网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令人震惊的大型间谍机器”。实际上已证明，除了“民主”、“人权”的旗号以外，内部深刻分歧的创建与经济和军事交流机制的外部干涉相结合以推翻现行政治制度的方式也越来越受青睐。在目前情况下，这一方式为操纵世界图谋所需而得到更为广泛的利用。

越南民主制是由人民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实行的，因此其根基特别稳固。这就是民族解放事业的成果，从此将国家民族摆脱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统治，为人民带来和平、自由的生活。和平、自由对国家民主具有先决性意义，为国家民主开辟新门路。在此前提下，我国民主制逐步得到发展并日益完善。越南在革新与发展阶段中已真正成了胜过战争后残破、提前完成多项“千年发展目标”的积极象征；扶贫帮困工作逐步取得进展，社会稳定，国家在地区乃至世界的地位不断提升。实际上所有这些一方面有助于巩固民主，另一方面肯定越南民主制的发展与进步。

越南民主制正向积极、进步、民之所选的方向发展。然而，我国民主制的最大阻碍主要来自外部牵动因素。这就是主观成见，妄图仰仗一个与民之所选完全背道而驰的“民主”模型，将 “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之类的“民主”模式强加给越南，好高骛远地企图通过所谓“莲花革命”对越南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推动政权更迭。为了做到这点，一些对越南抱有深刻成见和反对观点的个人或组织已歪曲了越南民主真实状况，旨在煽动国内群众与国际社会向我党和政府施压。我们也容易看到近期在若干西方论坛和传媒上，有某些人故意将囚禁良心犯、拦阻报刊自由、打压民族和宗教等“民主罪名”强加给越南。这些“罪名”背后却大张旗鼓地鼓吹一些带头分子利用“民主”问题以背叛我党和国家的利益，破坏我国的一些社会制度，进而以“民主”问题为由拦阻越南发展方向。在国内，把自己看成“新型民主活动家”的一小些不满分子、政治机会主义者也随声附和，向国家民主提出不可接受的诉求。实际上，由于文化和民智水平、传统道德文化、政治体制等方面的诸多不同原因，所以每个国家的民主特色及其实现路径也大有不同。因此，倘若某人将甲国民主具体观念和标准强加给乙国，与乙国计较，就是毫无道理的。正因如此，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Hosokawa）表示：“西方的人权观念不能盲目地照搬到亚洲”。尽管如此，有些人尤其是“新型民主活动家”扔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式和西式的民主模式才是值得越南照搬的唯一模式（？）。

他们对越南民主状况的看待与对待方法也完全受上面主观成见支配的。然而，他们故意遗忘了美式和西式民主难以克服的贫富距离过大、暴力连绵不断、种族隔离严重等状况的巨大缺陷。他们也遗忘了美国自从1789年建国以来，直到131年后，该国妇女才拥有选举权利，176年后，黑人才拥有齐全的公民权利。尽管如此，目前美国不平等状况以及不公平对待现象在群众生活中到处可见。2013年7月20日，美国100多个城市的数千市民已上街示威游行抗议佛罗里达州法院对枪杀黑人少年特拉文·马丁（Trayvon Martin）的白人协警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作出无罪判决。针对此事件，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也承认：和他相同肤色的黑人正在承受不公平对待，“没有经历过种族歧视的美国黑人很少”。近期被泄露关于“占领华尔街”运动、向学生、民众任意开枪、美中情局全球性地从手机和互联网窃取别人私人信息等现象日益使美式与西式民主无法掩盖的缺陷涌现出来。

实际上，对越南民主状况的成见性评估是不正确地反映越南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这种情形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一部分个人和组织跟不上实际或被敌对媒体的虚假报道支配；但大部分起源于极端反共分子与不满分子和政治机会主义者相勾结以故意背叛民族与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手段。我们不难地看透虚伪民主的真实面孔，是因为他们的行为都在我们眼前一一曝光了。生活在美国的美籍越人陈梅先生表示，那些海外民主人权活动家已多年从事诬告越南政府、背叛越南国家的工作。甚至有人数十年来还成立了“虚拟组织”，以诈骗不明国情的越南人，盗用其捐款。他们还与“越新”反动组织联系，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致力于伪造事实，以“民主”名义捣乱越南政治稳定。以前是各种恐怖、爆炸阴谋，近期又打着“爱国，维护国家海域、岛屿主权”的旗号组织非法示威游行。但其本质就是煽动群众，为对抗政权的一些极端分子提供良好温床。各虚伪民主活动家大部分常利用土地使用权强制或个人在传媒与新闻领域内的违法违规行为处理等事件伪造并歪曲事实以谋叛国。越南电视台2013年6月16日星期日早上新闻报道已曝光了一些网页以“民主”名义荒谬报道叛国囚犯瞿辉河宇“被惨打和虐待，瘦如骨柴，濒临死亡”之类的虚假消息。人们还更加认清，这个事件的背后还有“越新”反动组织的煽动，其假装号召“百万颗心与瞿辉河宇并行绝食”运动并受到了许多虚伪“民主活动家”的积极响应。这一事实使得那些高调为越南民主斗争者的真实面孔越来越暴露出来。他们的行为甚至阻扰了越南融入国际社会、与世界共同发展的趋势，同时限制了越南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这些虚伪“民主活动家”还由美国桑切斯（Sanchez）、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 佐伊·洛夫根（Zoe Lofgren）等一些极端反共众议员——同流合污者做后盾。这些与众不同的同流合污者多年来已经“产出”了不计其数“建议”、“听证”、“请愿书”、“法案”等，以丑化越南，歪曲越南民主的真实状况，并建议美国政府对越南民主、人权、宗教自由、报刊自由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制裁。他们也提倡了以和平、民主名义的奖赏和名誉，其真正目的是造就反越南的旗帜力量。为了再次将越南列入“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 (CPC)名单，美国众议院于2013年8月1日通过了《2013年越南人权法案》（H.R.1897）。此前，该机关2004年、2007年及2012年类似的三件法案都一律被美参议院拒绝通过。此事件发生不久后，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梁清毅就强调指出：“越南在民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人权保障过程中取得了诸多成就，国际社会对此表示肯定并予以高度评价。人权得以发挥，是越南革新事业近年来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H.R.1897法案所示的有关越南行驶人权、宗教自由的缺乏客观性、错误信息，不正确地反映越南实际情况，不符合于越南与美国关系的发展”。

世界近期发生有关民主问题及其对越南的冲击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民主问题”只不过是敌对势力借口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旗号罢了。用“西方富人民主模式” 或中东北非地区的动荡不稳局势更替当前制度绝不是越南人民的共同愿望，尤其是此改制就由虚伪“民主活动家”以非民主方式进行的。(完)

作者：常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