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是世界重要战略地区，也是亚洲朝鲜半岛、华东海以及台湾海峡等问题多个潜在安全热点的集中区域。在大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该地区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变化不仅正在改变区域力量对比，而且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环境和安全架构产生深刻影响。

东北亚国防安全领域的新动态

过去几十年来，东北亚安全架构主要建立在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基础之上。其中，华盛顿向日本和韩国提供“安全保护伞”，作为交换，日韩两国接受限制发展进攻性军事能力，并在安全与国防政策制定方面对美国形成较大依赖。

日韩两国外交与国防部门副部长级“2+2对话”在首尔举行（图自韩联社）

学界普遍认为，鉴于中国与日本之间存在历史矛盾，东京受到华盛顿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日两国发生直接军事竞争的风险，并形成了东北亚相对均衡的战略格局。此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美两国在处理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等敏感问题上保持一定程度的理解与合作，也有助于维持地区安全环境总体稳定，尽管其中仍潜藏诸多不确定因素。

然而，近年来这种脆弱的平衡已出现裂痕。地区大国力量对比变化速度惊人。2010年前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刚刚赶上日本，而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达到日本的数倍。与此同时，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以及东北亚各方安全利益摩擦不断增多，正在推动该地区战略格局朝着更加复杂的方向演变。

在东北亚，中国已经牢固确立了主要军事强国地位。到2025年，中国军费支出占亚洲军费总支出的比重已接近44%，比2010年至2020年期间平均水平高出约37%。根据多家国际研究机构评估，中国已成为全球军事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特别是，中国核威慑能力发展迅速。美国国防部《2025年中国军力报告》评估认为，到2030年，北京拥有1000枚核弹头已成大概率趋势。若如此，中国将在核力量方面与美国和俄罗斯形成相对均衡，而后两者目前掌握着全球约90%的核武器库存。与此同时，朝鲜不断增强的核力量和导弹能力，也被美国、日本和韩国视为对其国家安全的重大风险。而朝鲜则认为，美国近期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实施军事干预表明，核武器是维护国家安全最重要的自我防卫工具。因此，朝鲜如今将维护其核武器国家地位视为不可谈判的问题。

面对这一现实，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强与日本、韩国的军事合作，无论是在双边层面还是三边协调层面均是如此。在乔·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积极推动日韩改善关系，加强三边情报共享，并于2023年首次在朝鲜半岛附近举行美日韩联合空中演习。进入特朗普2.0政府时期，尽管美国推翻了前任政府的许多政策，但三边安全合作仍得以延续，甚至三国联合空中演习的规模和强度进一步扩大。面对一个快速崛起的中国、一个难以预测的美国以及一个拥有核打击能力的朝鲜，日本和韩国都在采取重要举措提升自身军事实力。尽管两国仍维持与美国的紧密同盟关系，但同时也在悄然推进“双重防备”战略，增强独立威慑能力。

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正在加快寻找更加可靠和多元化的安全与国防保障方案。日本政府将国防预算提高至GDP的2%，并正在研究调整三份重要安全文件，这表明东京已不再将国家安全完全寄托于美国。近期，高市早苗首相推动放宽日本制造武器出口限制，打破了战后长期实施的武器出口禁令。甚至在核武器问题上——这一曾经属于日本政治禁区的话题——如今也开始出现要求放宽相关限制的声音。路透社于2025年8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越来越多日本民众支持放宽该国“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和不运进核武器。

韩国同样没有置身于地区安全格局变化之外。过去几十年来，在亚洲各中等强国中，很少有国家能像韩国这样在国防工业领域取得如此显著的发展成就。韩国已经稳居全球十大武器出口国之列，并正谋求跻身世界第四大武器出口国。

2024年美日韩空军联合演习（图自越通社）

面对不断恶化的安全环境，韩国持续引进和部署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战略武器，以增强威慑效果。韩国国防部计划进一步部署“玄武-5”（Hyunmoo-5）弹道导弹，该导弹射程可达5500公里，可携带重达9吨的高爆弹头。虽然韩国政界由于已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仍保持谨慎态度，但社会舆论则相对开放，超过70%的韩国民众支持拥有核武器。

除维持对美同盟关系以及参与美日韩三边合作外，东京和首尔还在不断加强双边国防安全合作。2026年5月7日，两国首次在首尔举行外交与国防部门副部长级“2+2对话”。在外界担忧美国军队因中东冲突及其他问题而兵力分散、可能导致美国在东亚出现“权力真空”的背景下，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双边安全合作，并将日韩安全对话机制由局长级提升至副部长级。

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东北亚地区国防与安全领域的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对亚太地区战略环境产生深远影响。

首先，这将进一步推动地区军事实力建设和军备扩张趋势加速发展。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数据，2025年全球国防支出总额达到2.9万亿美元，其中亚太地区国防支出高达6810亿美元，较2024年增长8.5%，创下自2009年以来最大增幅。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提出2027财年国防预算达到创纪录的1.5万亿美元，较2026年增加40%。同时，特朗普还要求亚洲盟友将国防开支提高至GDP的5%，与北约成员国所承诺的水平相当。这表明亚太地区发生军备竞赛的风险正在上升。

其次，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东北亚围绕核武器问题展开的讨论，特别是在韩国和日本国内的相关争论，可能使地区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如果大国战略竞争以及美国政策调整迫使日本和韩国为自身构建“核保护伞”，那么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核武器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这不仅将对地区安全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也将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体系。

第三，东北亚国防与安全领域的新变化还将带动亚太地区安全秩序重构趋势进一步发展。美国虽然仍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但已难以继续维持压倒性实力与影响力，其传统“轴辐体系”（Hub-and-Spokes System）将逐步向更加复杂的安全合作网络转变；中国虽然快速崛起，但尚不具备完全按照自身意愿塑造地区格局的能力；中等强国及其他国家则不断增强战略自主能力，减少对大国的依赖。其结果是，多极化格局日趋明显，同时伴随着从旧秩序向新秩序过渡过程中具有规律性的动荡与不稳定。

第四，在多边主义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各类包容性安全合作机制，包括东盟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ARF），将面临来自大国主导的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更加激烈的竞争，例如“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以及美国与其盟友、伙伴之间建立的三边、四边安全合作机制。一些曾在危机管控和推动地区对话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传统安全合作机制，例如围绕朝鲜核问题展开的六方谈判，未来可能继续陷入停滞状态，甚至面临被彻底终止的风险。各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以及通过多边合作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的合作习惯，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

最后，东北亚安全风险上升还可能直接影响东南亚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中国、日本和韩国都是东南亚国家重要的贸易、投资和旅游合作伙伴，同时也是东盟的重要对话伙伴。东北亚国家之间任何形式的摩擦与冲突，都可能对东南亚地区产生外溢效应。这表明，东盟若要真正发挥地区“中心地位”作用，就需要更加主动地参与超越东南亚范围的地区事务，推动东北亚对话伙伴之间形成合作习惯、妥善管控分歧，从而既维护自身正当利益，又为地区和平、合作与发展作出建设性贡献。（完）

作者：外交部对外政策司副司长武维成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