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人民军在八十多年的建设、战斗、胜利和发展历程中，“胡伯伯部队”文化价值不断得到培育和弘扬，不仅成为我军的骄傲，也成为越南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越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于2026年1月7日颁布的第80-NQ/TW号决议，将弘扬这一价值纳入人的建设和文化环境建设任务之中。这对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深刻认识“胡伯伯部队”文化价值的内涵及其作用提出了新的要求。

胡志明主席为陈国峻武备学校第一批学员授予绣有“忠于党孝于民”字样的旗帜

越南人民军是在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主席的组织、领导、教育和锻炼下建立起来的，是一支来自人民、为人民而战的军队。

在抗法战争期间，越南人民亲切地称呼那些与自己同桌吃饭、同屋居住的战士为“胡伯伯部队”。这是一个举世独一无二的称谓，它不是通过命令或规章制度确立的，而是人民基于对军队的信任和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而赋予的。

与一切真正的文化价值一样，“胡伯伯部队”这一称谓植根于生活，源于人民群众的培育，因此从未褪色，而是历久弥坚，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到弘扬。从“民心”出发，这一价值逐渐升华为“党意”。在1946年11月24日首次全国文化大会召开近80年后，越共中央政治局颁布的《关于发展越南文化》的第80-NQ/TW号决议确定每年11月24日为“越南文化日”；同时，对这一称谓予以肯定并提升其地位，将其纳入越南人建设任务之中，明确提出：“弘扬“胡伯伯部队”文化价值、胡志明主席对人民公安的六项教诲、‘人民公仆’典范，以及干部、党员、公务员和公职人员的示范引领文化，并与建设党内文化和政治体系文化相结合。”

由此可见，“胡伯伯部队”不仅是对一支军队的称谓，也是对其优良品质的概括，而且已经成为越南民族的一种文化价值。从“品质”到“文化价值”的升华，充分表明，“胡伯伯部队”这一称谓已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并逐步凝结为一种行为准则，融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之中，代代相传。

迈入新时代，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有效弘扬越南人的文化价值和奉献精神，使文化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内生资源、动力和调节机制。”在这一背景下，这一文化价值不仅是需要传承和保护的宝贵遗产，更应成为一种重要资源，助力唤醒和培育民族文化与党内文化，进一步巩固“民心阵势”，为增强国家软实力作出贡献。作为一种发展资源，“胡伯伯部队”文化价值本身也必须与时俱进，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不断充实和发展。

“胡伯伯部队”——从亲切的称谓到民族文化价值

革命战士的优良品质早于“胡伯伯部队”这一称谓而存在。早在1944年底越南宣传解放军成立之时，《十条荣誉誓词》就确立了对战士的最初要求和行为准则，涉及忠于祖国、严守纪律以及密切联系人民等方面。1946年5月26日，在陈国俊军校，胡志明主席以神圣的训词对这些准则作了高度概括：“忠于国，孝于民”。荣誉誓词和胡志明主席的教诲，是组织和领袖对战士、对军队提出的要求。然而，要成为民族的文化价值，这些要求和优良品质还必须经历一个不断锤炼、不断发展的过程，并逐步形成三个基本要素。

人民群众的认可。在抗战时期，部队与人民群众同劳动、共战斗；无论走到哪里，都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守护村庄、保卫家园。人民群众则以掩护、保护部队的实际行动予以回应，并亲切地将部队与自己敬爱的领袖的名字联系起来，称之为“胡伯伯部队”。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也对战士们寄予了殷切期望：必须无愧于胡伯伯的教诲。除了这一称谓外，人民群众还以“哥哥”、“叔叔”等亲切称呼来称呼部队和公安，使武装力量融入越南家庭日常生活中亲切、熟悉的称谓体系。这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胡伯伯部队”崇高价值和优良品质的尊重与认同。

凝结为行为准则，融入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从部队与人民群众交往的实践中，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逐渐形成了具体规范。例如，1948年4月5日颁布的《十二条戒律》，其中胡志明主席叮嘱部队、政府机关和各团体，在与人民群众接触、共同生活时必须牢记并践行相关要求。1964年，在庆祝建军20周年之际，胡志明主席在赞扬我军时，对军队的优良品质作了高度概括：“我军忠于党，孝于民，随时准备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战斗、牺牲。任何任务都能完成，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敌人都能战胜。”从1946年的“忠于祖国”到1964年的“忠于党”，二者在本质上是高度统一的。因为“除了阶级、人民和民族的利益之外，我党没有任何其他利益”。因此，忠于党，就是忠于党和人民所选择的民族独立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全国纪念南方解放祖国统一五十周年庆典上人民军在人民怀抱中稳步前进

“忠于党，孝于民”，意味着对祖国、对党、对国家和人民的绝对忠诚，意味着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这两项价值决定了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质和人民本质。围绕这一核心，还形成了一系列构成性价值，包括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团结精神和纪律意识，以及勤、俭、廉、正、公而忘私的革命道德。向外延伸，则体现为纯洁的国际主义精神、仁爱精神和热爱和平的理念，坚持为正义而战，对战俘和投降人员实行人道主义待遇。各层次价值相互联系、密不可分。“胡伯伯部队”的纪律建立在对革命理想的自觉认同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被迫服从的基础上；革命英雄主义则正是由对党的忠诚和军民鱼水深情所铸就。

代代相传。在抗法战争时期得到人民群众认同并逐步凝结形成的优良品质，被抗美战争时期的军人所继承和发扬，并在保卫祖国边疆的战争以及履行国际义务的过程中继续经受考验。然而，这种传承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在革新开放时期，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可能导致这些价值逐渐淡化，除非我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加以维护。“弘扬传统、贡献才智、无愧于新时代“胡伯伯部队”称号”运动、越共中央军委第847-NQ/QUTW号决议以及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强调保持和弘扬“胡伯伯部队”崇高品质的要求，正是这种有组织、有计划地保护和传承的努力。

上述三个基本方面表明，“忠于党，孝于民”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并在各个历史时期保持稳定，而其他价值的具体内涵和表现形式则随着各个革命阶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经过层层积淀，“胡伯伯部队”的优良品质和文化价值已经成为越南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为整个社会文化建设以及党内文化和政治体系文化建设不断注入力量。

“胡伯伯部队”文化价值在越南文化和党内文化中的作用

对越南民族文化而言，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建设和发展具有先进性、浓郁民族特色的越南文化，以国家价值体系、文化价值体系、家庭价值体系和越南人行为准则为基础，实现协调发展。”其中，国家价值体系具有一个鲜明特点：该体系中位居前三位的“和平、统一、独立”这三项价值，并非与生俱来、可以直接继承的，而是必须由人民群众和一代又一代军队干部、战士用鲜血和生命去争取、去捍卫的。因此，对于越南人民而言，“胡伯伯部队”是理解这些原本十分抽象的价值最为具体的方式。第80-NQ/TW号决议提出的越南人行为准则，如“爱国、团结、自强、重情、诚实、负责、守纪、创新”，都在我军官兵的战斗、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得到践行。

“胡伯伯部队”文化价值还通过一代又一代退伍军人和退役军人的广泛传播而不断发扬光大。他们回到地方后，将严明的纪律作风、战友情谊和责任意识带入家庭、村庄和工作单位，在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传统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胡伯伯部队”文化价值还在艺术作品和共同记忆中得到了深刻体现。文学作品、教科书等作品中塑造的“胡伯伯战士”形象及其崇高品质，早已深深铭刻在越南人的记忆之中，即使对于从未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几代人而言，这一形象也从未褪色。电影《红雨》的热映、数十万人次参观越南军事历史博物馆，以及在国家重大节日期间，众多民众彻夜守候，只为融入阅兵、游行的热烈氛围……这些都表明，“胡伯伯部队”文化价值已经深深触动了人民群众的情感，成为各阶层人民共同的自豪，并有望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素材。

对党内文化和政治体系文化而言，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继续完善党的道德建设理论，使我党在新形势下真正做到“‘有道德、有文明’”的任务。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不仅来自党的文件，更首先体现在具体的党员、干部身上，体现在他们每天与人民群众的接触之中。在祖国各地，特别是在边境、海岛以及偏远地区，军队和公安始终是最贴近人民群众的力量。因此，党的道德和文明形象也通过他们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道德体现在忠诚、尽职尽责和随时准备牺牲的精神之中；文明则体现在自觉遵守纪律、尊重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和财产，以及在战斗和国际交往中始终坚持人道主义原则等方面。

关键不仅在于这些优良品质本身，更在于军队如何将其贯彻到实际生活中。越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于2024年5月9日颁布的《关于新时代干部、党员革命道德准则》的第144-QĐ/TW号规定，为干部、党员确立了革命道德标准，例如：“爱国、尊重人民、绝对忠于党、忠于祖国”，“勤、俭、廉、正、公而忘私”等，这些准则早已成为一代又一代军队干部、战士的行为准则。这一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多方面因素，其中，党政工作是军队的“灵魂和生命线”，激励干部、战士始终发扬自我锻炼、自我提高的意志；军队纪律的维护，靠的是官兵思想上的自觉，而不仅仅是靠命令约束。正因如此，军队的政治文化并未停留在思想认识层面，而是转化为自觉行动。这对于落实越南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注重发展政治文化”方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此也可以看出，军队“孝于民”的优良品质与“人民公仆”的典范，作为第80-NQ/TW号决议并列提出的两项内容，具有共同的思想根源。早在八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胡志明主席就明确指出，各级政府机关“都是人民的公仆，也就是说，是为人民承担公共事务的，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凡是有利于人民的事，我们都要尽力去做；凡是有害于人民的事，我们都要尽力避免”。在军队中，这一思想通过民运工作、深入偏远地区的那些工作队，以及“巧做民运”竞赛运动得到贯彻落实。随着地方政府实行两级行政模式，要求干部、公务员贴近群众、深入群众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因此，部队“走时群众想念，留下时群众爱戴”的工作作风，是加强公务道德建设、创新民运工作方式、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条宝贵经验。

“胡伯伯部队”文化崇高而美好，是我党、我国人民和我军独有的骄傲，但这一价值并非天然就能免受侵蚀。因此，弘扬“胡伯伯部队”文化价值，必须与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军队纪律以及干部带头示范的责任紧密结合起来，贯彻职务越高、越要发挥表率作用的精神。

（未完待续）

作者：越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常务副院长 黎海平 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