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正面临深刻地缘政治变动、大国战略竞争日趋激烈、武装冲突、主权争端、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跨国性挑战持续增多的背景下，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亚太地区首屈一指安全与防务论坛的地位。与会代表的主旨发言和讨论意见较为全面地勾勒了当前世界和地区政治、安全格局的总体态势。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主旨讲话（图自人民军报）

世界面临诸多风险与不确定性

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于2026年5月29日至31日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地区内外多个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国防部长、战略问题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苏林在论坛主旨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其根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各国之间联系更加紧密，但全球体系的脆弱性也随之上升。二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取得的科技成果正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军备竞赛，尤其是人工智能被应用于自主武器研发，催生了新的作战样式和新型战争手段。三是，国家间日益深化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被异化为实施战略施压的工具，加剧了国际竞争和国际关系碎片化风险。

在此背景下，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秉持真诚对话精神，尊重并遵守国际法，在此基础上增进共识、协调行动，不断提升危机预防、治理和源头管控能力，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合作共赢的发展环境，维护地区和世界共同利益。

三大基础性危机

论坛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当前世界政治、安全格局正面临三场具有基础性、系统性的危机，即国际秩序危机、发展模式危机和战略互信危机。

关于国际秩序危机。1991年苏联解体后，两极世界格局宣告终结，国际政治格局进入深刻调整时期。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积极推动建立并主导其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然而，所谓“规则”并非《联合国宪章》及公认的国际法规范，而是由美国和西方主导制定并加以推行的规则体系。与此同时，俄罗斯、中国、印度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主张构建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多极世界秩序。因此，尽管《联合国宪章》仍然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遵循，但由于国际法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屡遭主观化、选择性解释和适用，其权威性和约束力不断受到削弱。在此背景下，众多中小国家面临被卷入地缘政治竞争、承受“选边站队”压力，并在经济、科技、金融及安全等领域遭受战略胁迫的风险不断上升。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主旨讲话（图自越通社）

关于发展模式危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美国及西方国家大力鼓吹“历史终结论”，认为新自由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形态。然而，三十多年过去，这一发展模式本身却陷入了深刻危机，正艰难推进所谓“大重构（Great Restructuring）”。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依据本国国情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成功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取得举世公认的发展成就；越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道路，同样取得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巨大成就。而西方国家以外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在经济增长放缓、公共债务攀升、气候变化严重威胁数亿人生计、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关税壁垒加剧以及能源、粮食危机等多重压力下，不断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这充分表明，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唯一发展道路。

要摆脱当前这场系统性危机，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构建并不断巩固国家间战略互信。然而，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世界正陷入日益严重的战略互信危机，其主要表现包括：第一，各国越来越倾向于以猜疑和不安全感审视彼此行为；第二，一国正常的防御性举措往往被他国解读为挑衅行为；第三，利益分歧极易演变为战略对抗；第四，由于缺乏有效对话、沟通与必要克制，一起局部事件便可能引发连锁升级反应；第五，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成果在拓展发展能力的同时，也日益成为大国竞争乃至冲突的重要工具。

碎片化世界中的安全伙伴关系

论坛以“碎片化世界中的安全伙伴关系”为主题的专题讨论，最为鲜明地反映了当前地缘政治重构的发展趋势。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世界正进入战略极化加剧、大国互信持续下降的新阶段，各类小多边合作机制不断发展，逐步取代冷战时期以固定军事集团为特征的安全架构。在此背景下，亚洲多数国家并不希望陷入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主要大国之间“选边站队”的困境。因此，地区国家普遍释放出的政策信号是：推动防务关系多元化，增强战略自主能力，拓展多边安全合作，而非依赖单一大国。值得关注的是，部分与会学者认为，日本正通过扩大防务装备出口、深化军事科技合作以及加强同澳大利亚、菲律宾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防务联系，逐步发展成为地区防务合作网络的重要枢纽。

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挑战

当前，亚太地区安全环境正因新兴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地缘政治热点相互交织而变得更加复杂、更难预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加快了新型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形成，其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不断增强。人工智能在国防领域的应用，可能催生新一代自主武器系统，大幅缩短决策周期，并增加冲突意外升级的风险。针对能源基础设施、金融体系和军事指挥系统的网络攻击，以及战略供应链中断问题，也正逐渐演变为大国实施政治施压和经济威慑的重要工具。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亚洲海洋空间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海上安全失序局面，主要集中在三个重点地区。

首先，东海方面，由于中国与东盟迄今尚未就《东海行为准则》（COC）达成最终协议，主权争议持续存在且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解决。海上执法力量、准军事力量以及军事力量之间发生摩擦和误判的风险不断上升，使东海成为本地区最具潜在危机风险的热点之一。

其次，台湾海峡仍然是中美战略博弈中最敏感的焦点。任何误判或误算，都有可能引发地区性危机，并对全球供应链稳定造成直接冲击。

最后，海底基础设施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作为全球信息通信生命线的海底光缆系统，正面临遭受破坏的风险，各国因此不断加强合作，并积极运用无人潜航器等先进装备，共同维护这一关键战略基础设施的安全。

美国对本地区的战略取向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以《美国维护印太和平战略》为题所作的主旨发言，成为本届论坛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其释放出的政策信号，较为清晰地展现了华盛顿未来对印太地区的战略布局，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坚持长期深耕印太。作为太平洋沿岸国家，美国重申将长期致力于印太地区，继续保持军事、外交和经济存在。华盛顿明确否认所谓“美国正在退出亚洲”的观点，并再次强调印太仍然是美国最优先的战略方向。

第二，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挑战。美国高度关注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及其地区影响力的持续提升，明确表示不会接受任何国家在本地区建立霸权地位。同时，美国仍保留与中国保持稳定、建设性关系的空间。

第三，推动盟友承担更多安全责任。美国认为，由其单方面承担富裕盟国安全成本的时代已经结束。华盛顿要求地区盟友增加国防投入，提高自主防卫能力，希望构建建立在共同责任基础上的联盟体系，而非形成盟友对美国的单向依赖。

第四，构建多层次安全合作网络。美国将进一步加强同日本、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打造更加紧密的地区安全网络，以增强威慑能力，维持地区力量平衡。

第五，坚持“以实力求和平”和威慑战略。与会报告认为，只有当美国及其盟友保持足够强大的军事优势，才能有效防止胁迫行为和武力使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因此，美国未来战略将重点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升联合作战能力，并加快先进国防科技的发展。

总体来看，2026年香格里拉对话会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鲜明而重要的信号：在一个日益走向极化、竞争不断加剧、相互依存持续深化的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依靠对抗或强制手段实现自身的安全与繁荣。

真正的力量，不在于霸凌和胁迫，而在于坚持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尊重国际法，并携手推动构建一个公平、和平、稳定、繁荣的国际秩序。（完）

作者：越南国防战略研究院原干部 黎势亩大校